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意见出现分化 未来需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近期,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意见分化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英国与新西兰央行开始明确释放收紧货币政策信号。然而,并非所有央行都支持收紧货币政策,瑞典、瑞士与欧洲央行却表示还不是时候,撤离超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举措还为时过早。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实际上,2021年3月,巴西、土耳其与俄罗斯先后宣布加息,成为疫情以来首先进入加息周期的经济体。由于通胀预期上行以及需求的快速复苏,4月23日,俄罗斯央行再次宣布加息,并将关键利率大幅上调50个基点至5%,超出市场预期的4.75%。

受访经济界专家认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意见出现分化主要是不同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和经济恢复进程存在差异,因而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导致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节奏不同步。而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将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出现分化,各国汇率也将随之出现波动。未来我国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外围金融市场波动给我国带来的扰动。

政策分化

在货币政策上,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弗利葛(Gertjan Vlieghe)近期表示,如果就业市场的反弹速度超过预期,英国央行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加息,但更有可能等到2022年晚些时候。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英国央行可能何时开始扭转疫情时期刺激措施的最明确说法。

除了英国央行外,新西兰央行近日也暗示将在2022年加息。虽然新西兰央行在5月26日的政策会议上宣布维持当前政策不变,但同时发布的政策利率则预测,在2022年9月前加息0.25%,政策利率为0.5%,在2023年底达到1.5%,在2024年6月底达到1.8%。

然而,还有一些央行表示还不是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经济复苏仍需要政策继续支持。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仍需要紧急支持措施,欧洲央行目前讨论缩减1.85万亿欧元紧急债券购买计划仍为时过早。

同理,瑞典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称,疫苗接种有序推进,使得瑞典经济前景更加光明,但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继续增加。因此整体经济政策要继续支持经济复苏,同时要考虑长期复苏的脆弱性。此外,瑞士央行行长乔丹(Thomas Jordan)近期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虽扩大至逾1万亿瑞郎,但任何撤离超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举措将“完全是为时过早”。

就此现象,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当前,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意见出现分化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和经济恢复进程存在差异,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疫后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通胀预期升温,全球不同经济体央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分歧,因而全球货币政策由统一走向分化。”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各国在疫情控制、疫苗接种及经济复苏等方面存在错位,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节奏不同步。”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将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出现分化,各国汇率也将随之出现波动。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这有可能引发美股出现显著调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可能性加大,美股下跌将抬升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有可能引发国内股市再度出现调整。”对于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对中国的影响,王军告诉记者。

王军同时还指出,“之前避险在新兴市场的资金将大幅回流美国,推升美元指数,人民币恐将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美元重拾升势,也将削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能,遏制当前大宗商品过快上涨的势头,有助于缓解我国工业品价格的过快上涨,缓解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

记者注意到,随着美国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市场预期美联储或提前收紧货币政策。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PCE物价指数同比升3.6%,超预期升3.5%,较前值2.3%大幅提高,创2008年以来最快增速,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2%。不仅如此,根据美国劳工部近期数据,4月美国CPI同比大增4.2%,超出3.6%的市场预期水平,增速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PCE物价指数跟CPI一样均为美联储判断通胀并是否出台新的货币政策关键指标。

在此背景下,近月以来,一些美联储官员公开表示,已经接近于讨论何时撤回自从去年新冠疫情以来对美国经济进行的一些刺激措施。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近期表示,希望看到美联储开始讨论缩减QE,宜早不宜迟。卡普兰将在2023年拥有议息投票权。与此同时,美联储理事夸尔斯也认为,近期通货膨胀率升至2%以上是暂时的,并表示如果经济前景持续向好,未来会议上讨论缩减QE至关重要。不过,他同时还指出,讨论加息为时尚早。

王军还对记者说,“我们当前应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复苏及通胀走势对我国物价走势的影响。鉴于中国经济复苏亦存在不同步、不均衡情况,国内货币政策总体宜保持稳健,不宜过快退出。随着下半年上游工业品价格的逐步回落,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为此,王军认为,前期为经济恢复和内需扩大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不宜“急转弯”,应随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相机抉择、灵活调整,保持相对平稳,避免出现信用过度、过快收缩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不良资产过快反弹、资产价格过快下跌。

在宏观政策方面,4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固本培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

范若滢也对记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脆弱性依然较大。疫情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产业链受疫情的冲击将是长期性的。在此背景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大经济金融风险。”

因而范若滢认为,未来我国需要更加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外围金融市场波动给我国带来的扰动,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政策工具,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

今年初召开的2021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电视会议也提出,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是2021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之一,将密切关注疫情等外部冲击影响,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避免外汇市场无序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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