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外资流入

我国外资流入规模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交往受到阻碍,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了反复,在此背景下,开放型经济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资本流动的考验,如何吸引外资稳定经济增长成为新时期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公开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不到4000亿美元,同比下滑了49%,出现了大幅收缩。与国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上半年FDI流入760亿美元,同比仅下降4个百分点,相对保持了韧性;截至9月,FDI增速已经由负转正,增幅为2.5%,恢复了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的债券和股票总规模达到132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都是在加速流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外资加速流入中国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新趋势。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是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世界经济由于疫情陷入深度衰退,而中国由于强大的制度优势,疫情防控有力有效,经济从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三季度经济增速指标由负转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预测,预计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4.4%,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为1.9%。中国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经济逐步复苏,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立即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到0%至0.25%之间,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零,一级信贷利率下调150个基点,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也导致了美国利率整体水平大幅走低,经过通胀率调整之后,美国10年期美债的实际利率为-0.87%,负利率状况已经持续了12周,处于美国历史上最低水平,这导致了中国、日本、英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而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些阶段性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恢复也将逐步退出,利率整体水平保持平稳,从国债利率来看,中国财政部最新发行的10年期国债,发行利率为3.14%。由于中国国债利率较高,上个季度,海外基金共计纳入4390亿元的中国国债,境外投资者已连续6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总金额已经达到3万亿元。

面对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推出了一批新举措,主动扩大进口,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开放提速。这些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欢迎,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也强化了对中国长期看好的预期。同时,美国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面临削减,美元持续走弱,中国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富时罗素近期宣布将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政府债券指数,国际资金加速流入中国成为必然选择。

从长期来看,外资流入增加了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扩大了经济开放和合作,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在短期内,还存在一些现象和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其中汇率问题尤为关键。由于外资持续流入,我国汇率单边升值的压力较大,虽然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试图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和幅度,但是人民币在经历短暂贬值之后重回上升轨道。人民币强劲升值,一方面,升值预期将会导致更多资金购买人民币资产,从而进一步强化升值预期,可能会造成汇率超调问题,还会助推资产泡沫形成;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两头在外”的企业生产利润形成了挤压,给外贸企业生产和进出口带来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经营困难。

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应当理性看待,人民币升值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正常映射,不可过度反应。应当创新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各项指标处于正常区间内。一是发挥汇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根据经济发展总战略的需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总框架下,把握好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节奏和方向,适当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管理好汇率预期。二是统筹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利率、汇率等价格变量。进一步完善审慎监管框架,加大央行在国债市场的操作力度和节奏,对利率进行微调,适时向市场释放信号。更加灵活使用逆周期调节因子,拓展更多管理外汇市场手段,保持央行的市场影响力,威慑外汇投机行为,提高人民币抵御外部攻击的能力。三是防止外债的过快增长,面对外汇市场的非理性波动,短期内可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的措施,防止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外债增长过快。四是加快改革步伐。改革“宽进严出”的非对称开放格局,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进行调整,提高应对资本快速流入和管理升值预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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